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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吐蕃)族源“西羌說”是站不住腳的


《新唐書.吐蕃傳》曰:“吐蕃,本西羌屬”。也就是說作者認為藏族(古稱吐蕃)源於西羌,這種說法是本於《後漢書.西羌傳》的。宋代人範曄撰《後漢書.西羌傳》中有一段文字如下:“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複穆公之跡,兵臨謂首,滅狄、戎,忍季父卬(áng) 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旄牛種,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

《新唐書.吐蕃傳》作者以及後來的一些學者認為〈後漢書〉這段話說明:秦獻公時有一部分羌人“西遷數千里”,也就是向西邊遷徙數千里到了西藏與新疆交界一帶地區,他們還認為西遷的羌人中有一支是發羌、唐旄,後來成為藏族的祖先。

筆者認為從這段文字的上下文看,這些學者存在兩處誤讀:

一是,根據〈後漢書〉的這段話可以看出,秦獻公時卬率其種人遷徙的方向是“向南”而不是這些學者說的“向西”。

首先,此段的前半部分對遷徙的方向已經交代的很清楚:“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很明顯是南遷而不是西遷。之後的“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應理解為以“賜支河曲西”這個方位作為遷徙的出發點,往南遷徙數千里。句中的“西”字並非是充當表示動作方向的狀語,不是向西的意思,而是表示具體方位的名稱,應譯為:西面、西方。“賜支河曲西”合起來是一個具體的方位概念,指的是西羌分佈的地方。《後漢書西羌傳》開篇即言:西羌“濱于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正如首次提出西羌分佈中心的西晉時司馬彪的《續漢書》所雲:“西羌自賜支以西,至於河首左右,居今河關西,可千餘裏,有河曲。羌謂之賜支,即析支也”。可見,“賜支河曲西”指的是具體的方位,乃西羌分佈的中心,因而也是卬率領部分羌人南遷的出發地。某些學者在釋讀此句時把“西”字當成了一個充當謂語動作指向的狀語,所以才會有“西遷數千里”的錯誤結論。如果《後漢書西羌傳》的作者想要表達“西遷數千里”的話,按照古漢語的習慣,其句式應是:“西出賜支河曲數千里”而非文中的“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

其次,這段文字後半部分對遷徙的這一部分羌人遷徙以後的下落也交代得很清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旄牛種,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從遷走的越嶲羌、廣漢羌、武都羌三支羌人的分佈也可知羌人顯然是南遷而不是西遷,根本沒有遷到西藏與新疆交界一帶地區。這三支的分佈地,一支越嶲羌,在漢代越嶲郡(今四川西昌東),大渡河的南邊;一支廣漢羌,在漢代廣漢郡(今四川廣漢)的西北。一支武都羌,在漢代武都郡(今甘肅西和西南)的西部。由這些遷走的羌人的分佈的地望可知,卬率其種人附落,顯然是南遷而不是西遷的結果。所以,認為這些羌人當時遷到西藏和新疆交界一帶地區的說法是錯誤的。可見這些支持“吐蕃族源西羌說”的學者對《後漢書西羌傳》的這段文字產生了誤讀,曲解了原文的意思。況且,即使曾經有一些羌人遷到西藏與新疆交界一帶地區,那也距離吐蕃王朝的發源地雅隆河谷甚遠,並不能因此認為這些羌人就是藏族的祖先。

二是,當時遷出的羌人中並沒有發羌和唐旄。《新唐書.吐蕃傳》認為吐蕃的祖先是發羌、唐旄,認為他們是秦獻公時遷走的羌人中的一部分,但實際上《後漢書.西羌傳》中記載的遷走的羌人中並不包括發羌、唐旄。

“發羌”一詞首次出現于漢文史籍中,是在《後漢書西羌傳》中的這段文字:“迷唐遂弱。其種眾不滿幹人,遠逾賜支河首依發羌居”。從這段文字根本不能得出發羌是秦獻公時卬所率的外遷羌人的一支的結論,至多說明發羌是居於賜支河首附近的地方,也就是青海省中部黃河發源處附近,至於發羌居住的地方具體是在賜支河首的西面還是南面或是西南就無法確認了。黃河發源處距離西藏尚有數千里,根本無法把黃河發源處附近的發羌與吐蕃的起源地拉扯在一起。《後漢書西羌傳》文末對祖於無弋爰劍的西羌做了總結性的論述,其中九種羌人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其中並未包括發羌、唐旄,可見沒有根據說明發羌、唐旄居於賜支河首以西。對於發羌、唐旄,《西羌傳》只言到“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而且應該說明的是“唐旄”一詞於《後漢書西羌傳》中首次出現也是僅有的一次出現就在這句中。所以根本無法確知發羌和唐旄的具體方位,能確知的就是,發羌和唐旄不可能是某些學者認為的那樣是秦獻公時卬所率的外遷羌人的一支。而且“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這種說法也未必準確,《西羌傳》中還有東漢和帝永元十三年,迷唐“遠逾賜支河首依發羌居”後不久,“迷唐失眾,病死,有一子來降”的記載。短短數年間既有往又有回,何談“絕遠,未嘗往來”?可見發羌、唐旄不可能遠居在數千里之外的西藏與新疆交界一帶地區。

“發羌”一詞出現于漢文史籍中是西元二世紀初,而西元前六世紀印度的釋迦佛就不止一次提到藏民(pod)藏地(雪國),從此可知藏族的歷史比發羌的歷史更悠久,而且迄今為止,古代藏族文獻中都沒有關於“發羌”的記載,說藏族是發羌後裔是沒有依據的。

《新唐書》以吐蕃的“蕃”和發羌的“發”發聲近,而認定發羌就是吐蕃的祖先,這是一種過於簡單又不足為據的看法。僅僅因為兩個人們共同體的名稱的讀音有相似之處就得出一個共同體是另一個共同體的祖先或二者有同源關係的結論是非常草率的。現在,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認為藏族的自稱“博”(bod)是源於古代藏族宗教“本”(bon)這個名稱,藏族的自稱“蕃”(bon)並非發羌之“發”的音譯,而是古代藏族宗教“本”(bon)的音變。

《新唐書》是宋代歐陽修等人編撰的,在宋代以前歷代史家有關藏族事情的記錄中均無“發羌為藏族(吐蕃)祖先“之記錄,唐人杜佑撰的《通典。邊防典》中談及吐蕃來源時稱“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國之所由”,成書於五代時期的《舊唐書》曰:(吐蕃)”其種落莫知所出也”,可見唐代和五代時期的史家們對吐蕃來源問題都採取了一種較為慎重的態度。“吐蕃本西羌屬”這種說法是歐陽修等人獨立新增的,這種說法並無史實依據,主觀臆斷成分非常明顯,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以我國著名史學家馬長壽說:“發羌為吐蕃的祖源之說,絕不可信”。

支持藏族(吐蕃)族源“西羌說”的學者們都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之中把古羌人(實際上史書中並沒有記載的向西藏高原的)“西遷”之前的西藏高原地區當成了一塊空無人跡之地。因此《新唐書》的作者把“西遷”的羌人部落當成了唐代吐蕃的唯一先民,故稱吐蕃為“西羌屬”,即認為吐蕃是西羌的後裔。那麼,西藏高原地區在秦獻公時以前是否是一塊空無人跡之地呢?現今的考古發現資料已證明,遠在舊石器時代,西藏高原就已經存在著古人類活動的遺跡,這證明遠在人類的黎明時期,西藏高原就已經不是一塊空無人跡之地,相反,至少在距今5至1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現今西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區就已經有人類居住和活動,他們無疑是我們目前所知道的西藏最早的土著居民。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乃至金屬時代,西藏高原地區都始終存在著一種一脈相承,有自己的起源和發展歷程,同時又不斷吸收周圍文化因素而發展起來的有鮮明特點的土著文化。任何一個可能在其後進入西藏高原的部落或民族都不是去開拓一個無人之境,相反,他們最終只能是依附或融合於自舊石器時代就生活在那裏的土著居民。所以把西羌確定為藏族的唯一先民無疑是源於一種歷史的錯誤。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藏族(吐蕃)族源西羌說是站不住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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